Windows 7落幕 硬件市场准备好了吗******
北京时间1月10日,Windows 7操作系统将结束ESU,即付费外延扩展支持,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即便是想再掏钱,微软也不会再下发安全补丁了。在运营了14年之后,微软这款经典产品告别市场,随着软件不断更新升级,硬件真的准备好了吗?
系统“走太快”
资料显示,Windows 7发布于2009年10月,2015年结束主流支持,2020年结束外延支持,随后微软上线了ESU,允许通过付费的方式订阅安全补丁。据了解, 虽然微软官方已经暂停Windows 7的维护,但是安装了Windows 7的用户,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虽然从2020年开始,Windows 7便开始了下线倒计时,许多用户不得已开始升级至Windows 10,但值得关注的是,不少用户升级后便删除了该系统,转回了Windows 8.1的出厂设置系统,而怀念Windows 7的声音则开始发酵,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截至2019年10月,Windows 7市场占有率仍接近57%。
朱先生是一名国企职工,疫情居家办公期间,他常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处理一些表单,他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虽然现在已经习惯于Windows 10,但上手之初却感到诸多不便,觉得新系统太过花哨,例如Windows 10有两套界面风格,即Win23和UWP,界面风格不统一,而更改设置的地方则有两个,即控制面板和“设置”,这些新的设计并未增强使用体验,反而容易让用户混淆。
不过更多的声音反映Windows 10比此前的版本更慢,北京商报记者在微博等平台发现,不少用户称Windows 10和自己手里面老旧的电脑不相匹配,界面闪退、电脑蓝屏等问题并不少见,就连开机用时也比此前的Windows 7长了不少,更加花哨的Windows 10自然也多出不少后台进程,让一些搭载了i5处理器的用户也感觉“带不动”。
电脑“卖不动”
尽管如此,微软更新的脚步丝毫不慢,2021年10月,微软推出了Windows 11,据悉,Windows 11会保持一年一更的节奏,每年下半年上线,支持时间24个月,而企业客户则为36个月。
实际上,微软并非意识不到老电脑用户对新系统的抵触,微软在官网支持页面中写道:“大多数Windows 7设备将不符合升级到Windows 11的硬件要求,作为替代方案,兼容的Windows 7电脑可以通过购买和安装完整版本的软件升级到Windows 10。”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认为,微软作为软件大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察觉到软件、硬件的更新速度不一,尤其近年来个人电脑出货下滑明显,用户换新电脑的周期越来越长,这些因素不利于新版系统的铺开。
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据分析机构Canalys发布数据,2022年三季度个人电脑遭遇需求大幅下滑,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在三季度的总出货量同比下降18%至6940万台,其中,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受影响最大,同比下降19%至5470万台。
洪仕斌指出,从大背景看,近年来持续的疫情以及多国经济下行叠加高通胀影响,让消费电子市场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从个人PC这一品类来看,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都能作为互联网入口,无疑分摊掉了许多PC电脑方面的需求,而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市场上游戏本依旧是一重要品类,不过从整体PC产业来看,它并没有踏上如今游戏、社交需求的风口,反而是手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愈发智能,承担了以上需求。
专家指出,面对此种情况,整机厂商或应考虑对笔记本功能的进一步细分,将更多精力放置在轻薄本、独显本这样的办公刚需品类,游戏本尽管能够撑起高端产品条线,但其毕竟属于改善型消费,在个人消费日益谨慎的今天恐增长有限,突出电脑生产工具属性的同时,进一步改善成本结构,下探价格或是当前较为实际的策略。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大众彩票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