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彩票登录|大众彩票软件

来源：大众彩票客户端下载2024-03-12 17:48

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坛巨擘******

　　作者：黄培昭

　　2022年12月11日是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埃及举行各种活动缅怀这位文坛巨擘。刚出版发行修订本马哈福兹全集的开罗迪万书店窗明几净，马哈福兹的巨幅照片被绘制在书店醒目的玻璃窗上，书店门口显眼的位置摆放着新鲜上市、还散发着墨香的数十卷马哈福兹全集；位于作家出生地的马哈福兹博物馆也装饰一新，那里以增设展位、开辟特殊展览等方式，对一代文学大家表示纪念。

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坛巨擘

马哈福兹博物馆内展出的作家获奖词。黄培昭摄

　　1.阿拉伯文学的巅峰

　　马哈福兹是迄今为止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唯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虽然距离198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34年，但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依然在埃及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畅销。马哈福兹因此享有“阿拉伯文坛巨擘”“阿拉伯小说旗手”“阿拉伯小说巨匠”甚至“阿拉伯文学之父”的美誉，代表了当代阿拉伯文学创作和艺术水准的巅峰。他的小说被评论界视为阿拉伯小说的“金字塔塔尖”。

　　“（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都达到了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辞这样写道。颁奖辞还赞扬马哈福兹“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显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风格”。

　　马哈福兹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通过口授坚持创作。他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对此人们说法不一。笔者根据迪万书店刚出版的马哈福兹全集所附的列表，发现他共创作了55部作品，除了第一部《古代埃及》是译自一位英语学者的学术著作外，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34部，中短篇小说集17部，散文4部（《古代埃及》也宽泛地被视为散文作品）。

　　马哈福兹的代表作有史诗般的家族小说“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还有《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尼罗河上的絮语》等。此外，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搬上银屏，其中一些是马哈福兹本人亲自操刀改编的。

　　埃及纪录片制作人哈希姆·纳哈斯介绍说，马哈福兹是埃及第一位为电影撰稿的作家，他参与了25部电影的创作和40部电影的制作。这些作品包括他直接写的电影剧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电影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等。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就文学成就而论，马哈福兹可与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相提并论。西方学者对马哈福兹也是赞誉有加，《伦敦书评》甚至说，马哈福兹“不单是雨果和狄更斯，还是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和左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马哈福兹不逊于任何一个你能说出名字的欧洲文学大师”。

　　这些评论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就马哈福兹创作内容的思想性、时代性，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对民情的体察、为民众发声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言，确实与上述大作家多有一脉相承之处。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马哈福兹的颁奖辞中指出：他的作品“总体上是对人生和人性的烛照”。

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坛巨擘

埃及书店里的马哈福兹作品。黄培昭摄

　　2.小胡同走出大作家

　　1911年12月11日，马哈福兹出生在埃及开罗著名爱资哈尔清真寺附近的杰马利亚老区一个中下阶层家庭，杰马利亚属于开罗侯赛因大片区，那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也是一个相对贫困和杂乱的地区。

　　马哈福兹的父亲，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曾任政府部门的低级工作人员，后辞职经商。埃及《文学报》等媒体报道说，马哈福兹出生时母亲难产，幸亏得到当地有名产科医生马哈福兹的帮助，他才得以降生人间。阿齐兹便以这位产科医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以示对医生的感谢之情。

　　整个童年，马哈福兹就在这个简陋而充满着邻里温暖的社区度过，他后来小说的主要灵感也来自这个社区，他把那里发生的故事提升到了人文主义文学的高度。马哈福兹就读的小学就叫“两宫之间小学”，他后来的“开罗三部曲”中的一部就取名《两宫之间》（又译《宫间街》），可见童年生活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之大。1924年，马哈福兹随家人一起，由侯赛因杰马利亚老区搬到阿巴西亚区居住，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4年，马哈福兹从开罗大学的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哲学系毕业，先是留校任教，后来分别在埃及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文学艺术部和社会最高理事会就职。这期间，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直到退休后应聘为《金字塔报》专栏作家，他才开始专注于正规的专业创作。

　　最初，马哈福兹涉猎历史题材，体现在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命运的嘲弄》《拉杜比斯》《底比斯之战》三部历史小说中。《命运的嘲弄》的故事梗概是，法老一天得到神谕，说王位将被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于是法老一路追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然而，命运之神却使婴儿巧妙躲过杀身之祸，并出落成英俊潇洒、智勇双全的法老禁卫军官。他武艺过人，还在平定叛乱中屡立战功，赢得了法老女儿的爱情，最后成功继承王位。对法老来说，他的遭遇，可谓命运的嘲弄。

　　但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也许对马哈福兹来说，历史小说只是试笔之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发轫之举，之所以创作历史小说，一是他对令埃及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法老文化感兴趣，二是受了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古代埃及》的影响，决定写写自己想象中的古埃及社会。

　　第一阶段的写作即历史小说的写作未获满意结果，马哈福兹很快总结教训，开始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转入以书写现实为主的第二创作阶段。这一阶段也被评论家称为作者的中期创作阶段，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

　　他中期创作阶段的作品，以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新开罗》为“当头炮”，以“开罗三部曲”为代表作和高峰，这一阶段是马哈福兹创作生涯中最辉煌、成就最大、最受评论家肯定的时期。《新开罗》是马哈福兹创作发生转向的标志。小说描述了三个年轻大学生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们的遭遇迥然不同，但无情的现实让他们身心疲惫，体味到金钱与权势的罪恶。小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业内好评。

　　《新开罗》一炮打响后，马哈福兹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继续前行，在其后几年间连续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如《罕哈利利市场》《梅达格胡同》《始与末》《海市蜃楼》等。小说聚焦殖民统治下的开罗中小资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作者对普通民众深深的同情、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罕哈利利市场是开罗当地著名的传统市场，作者以此取名，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居住在此的低级职员阿基夫的生活困境。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和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入木三分地挖掘了阿基夫内心的矛盾和弱点。通过马哈福兹的成功塑造，一个虽然善良憨厚、对欺诈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疾恶如仇却又怯懦怕事、无力反抗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

　　埃及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幼年时，马哈福兹经历了埃及1919年革命，他意识到爱国主义的价值及其对群众心灵的影响。这体现在他对社会正义及其与个人自由关系的看法上，并集中反映在他于1917年至1944年所创作的“开罗三部曲”里。三部曲代表了马哈福兹的文学最高成就，至今仍被视为阿拉伯文学长河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当代阿拉伯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开罗三部曲”通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生动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变，每一部侧重刻画一代人的生活，并以每一代人居住的地区作为该卷的书名，颇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埃及风俗画卷。浓墨重彩的笔触，史诗般的全景式写法，使“开罗三部曲”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即因其深刻的意义和游刃有余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受好评，并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也是后来马哈福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品。

　　3.新现实主义风格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去世，是马哈福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即后期阶段。这一时期以1959年作者在《金字塔报》上连载的新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为开端。进入60年代，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更显斑斓多彩，尤其在文体风格上变化多姿，在坚持现实主义、固守阿拉伯文学传统的同时，他也大量糅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诸多艺术元素和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荒诞派、结构主义、表现主义乃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小偷与狗》《乞丐》《鹌鹑与秋天》《尼罗河上的絮语》《米拉玛尔公寓》《伊本·法图玛游记》《镜子》《平民史诗》和《千夜之夜》（又译《天方夜谭续》）等。这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和政治、社会风云，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忧患意识，艺术手法丰富多变，更臻纯熟。

　　1994年10月14日，马哈福兹83岁高龄时，在开罗尼罗河畔自己家附近，被极端分子穆罕默德·纳吉用刀刺中了脖子，虽然及时送医进行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出院回家后，他的右臂神经受损，手几乎完全拿不住笔，每天只能写几分钟，文学产出从此锐减。

　　2006年8月30日，因心肌梗死，马哈福兹以95岁高龄辞世。翌日，埃及为他举行了两场隆重的葬礼。上午的是民间葬礼，喜欢马哈福兹的开罗市民在侯赛因清真寺对他进行悼念。官方葬礼在午祷后举行，地点是纳赛尔城的拉什丹清真寺。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总理纳齐夫率领数百名文艺和宗教界人士出席，庄严地送别一代文坛泰斗。

　　在惊闻作家去世后，穆巴拉克发表声明，称赞马哈福兹是“埃及思想和文化的旗帜，天才的小说家，闪光的思想家，他以卓越的创作，将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带向了世界”。时任总理纳齐夫也说：“马哈福兹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脊柱，他的作品扎根现实，再现了埃及的社会变革史。”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马哈福兹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是他对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阿拉伯传统文化培育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底蕴，同时，马哈福兹也对西方名著广泛涉猎，多方汲取营养，两者的融合造就了一代经典文学大家，使马哈福兹获得了阿拉伯“文学旗手”和“小说巨匠”的地位。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3版）

大众彩票登录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